分析其艺术风格，可以断定这件雍容华丽的造像是出自元代宫廷“梵像提举司”的典型作品。至元十二年，元廷工部始设“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于延佑三年升提举司)等十八司局，并由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统管，主理宫廷专供造像制办事物。所制造像结合了尼、藏、汉多种风格元素，独具一格，亦对明代宫廷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此件作品，其面部塑造以及衣饰体现出了鲜明的汉地中原风格，而莲座的形制，尤其座缘突出的连珠纹饰则显然是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特征。一
尊清宫旧藏的文殊菩萨像可作为佐证，其封底刻有题记：“奉佛高全信一家，舍财造文殊室利一尊，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大德九年五月十五日记耳”。这件被广泛认为是元大都造像标准器的作品，其整体风格、铸造工艺及材质均与尊者像有很高的一致性。对比另外一尊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同样被认为是元宫廷作品的释迦牟尼像便可发现，其与这件尊者像的面部塑造均呈现出明显的“汉化”特征，而莲座的风格则源自喜马拉雅地区的造像艺术，另外，释迦像座前横置的金刚杵，也证明了其密教的属性。这种混合式的艺术风格也正是“梵像提举司”造像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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