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安达看来，铭文只是其次。青铜器的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文字的主要形式，记载内容也填补了先秦古史的诸多空白。何安达藏品中有一件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铜簋，铸有一个清晰的象形文字，为一手持耒，象征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青铜方彝“亞”形框内刻的铭文暗示着它或许是殷商4个氏族在礼仪中曾使用过的彝器。青铜鼎内钤有醒目的会意文字，一个跽坐的人顶着巨型的“山”自形冠。而西周早期双耳簋夔凤纹绕身，并刻有关于失落的古“楷”国文明的铭文。
何安达的“4P”标准中，再次就是铜绿。青铜器因埋藏于地下，与四周不同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了绿、蓝、红及其他各色铜锈。铜锈是大自然赋予的美，是数千年来大地对青铜器的一种特别眷恋。最后才是收藏历史。
佳士得美洲区副主席、亚洲区名誉主席杜超惠评介何安达所秉持的这“4P”标准，认为它揭示了中西方收藏、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不同重点。中国秉承金石学传统，偏重钟鼎铭文的考释，即“铭文”的标准，西方则发展出了关注艺术风格、铸造技术的研究传统，偏重铸造精湛和铜绿标准。杜超惠说：“在拍卖中，小尺寸的青铜器不一定比大尺寸的青铜器价值低许多，尺寸、年代并不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买家来说，他们可能更看重铭文，会很在意上面的象形文字。例如，一个小尺寸的青铜器皿，即使铸造得不够精致，但如果刻着有意思的铭文，则该青铜器的价值就会比一个大尺寸的、铸造精致些的，但没有铭文的青铜器高很多倍。”
何安达的藏品中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是一件青铜角，曾在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吴荣光1842年印行的《筠清馆金文》中出现过。自吴荣光介绍后，这件青铜角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颇受中国学者和收藏家关注，各类出版物无一不提及其铭文。杜超惠说：“按金石学传统，青铜器研究中铭文首占其要，其次才是器物本身。然而，西方学者却更关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是否精湛，这件青铜角光滑的表面及潜浮雕纹饰，与雷云地纹上多层次的设计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它之所以收入何安达的收藏，恰说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古铜器的魅力在于它的神秘、复杂和多样性。”
青铜爵拍卖成交价格
商晚期 哈少甫旧藏青铜爵 45-60万 59.8万
清 青铜爵杯 0.3-0.4万 17.83万
商 青铜爵 3-5万 15.4万
商早期，二里岡时期，公元 6-8万 9.25万
商晚期，公元前12至11 3-4万 8.65万
晚商 青铜爵 （一对） 4-6万 5.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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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伪的陶瓷器、青铜器赝品表面因做旧而残留显现出来的色、泽、浮光，行话叫“火气”，有的地方称为“贼光”，对仿品和作伪手法很高，具有很大迷惑性使人受骗上当的做旧器物表面残留下来的色、泽、光，行话称“妖气”。“火气”是赝品上自身存在的表面浮光、新泽，有一定鉴识经验的人，可以鉴别出来。 “妖气”是做旧时，新货表面上的浮光、新泽被人为伪装深藏在背后，诱使过于自信的内行和功力不深厚的藏家“走眼”受骗。
有的老货如老红木家俱、竹木器、骨器、紫砂壶等表面会形成一层玻璃质感的包裹物，青铜器表层会形成一层黑漆似的包裹物，古玩行话把这种物象叫作 “包浆”，有的地方也称作“皮壳”，“包浆”或“皮壳”是岁月记录，在古器物表面的一种痕迹，人力是难以仿制作旧的，因此，“包浆”或“皮壳”成色是鉴定古玩的重要依据之一。
古玩业里，把坐在店铺里做生意的叫“坐座”。在南北市面上，又把做国内生意为主且经营项目主宗业务为工艺品类古玩商铺，称为“本庄”，把做外国人生意为主的同类商铺称为“洋庄”。把赶集市或临时沿街找空地做流动生意的叫“设摊”、“摆摊”、“摊地皮”。
出土的古玩文物称“地货”，新出土的“古玩”叫“生坑”，出土后的传世古玩文物叫“熟坑”。从江河湖海底打捞出来的货物称“水货”。无论“地货”、“水货”，尤其涉足“生坑”，一定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稍有不慎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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