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580号帝景峰首层111号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一些地方豪强出于一己私利，建议官府开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员，或因有利可图，或为政绩工程，打着为国兴利旗号，建议围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驻扎大量军队，利用人多、有组织、地方政府难以干涉等优势，大规模围湖造田。
但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对此多有论述。鞠仲谋的《连江县重濬东湖记》，郏亶的《上苏州水利书》，舒亶的《西湖记》、《水利记》，王廷秀的《水利说》，史才《围田利害状》，薛徽言的《论湖田奏》，王十朋的《鉴湖说》，留佑贤《相度围田利害奏》，徐次铎《复鉴湖议》等文章，均提出反对意见。一是改湖造田虽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总粮产反而减少。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人关于改湖造田的论述，对后世应该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20世纪下半叶，“重新安排河山”的豪言壮语响彻华夏。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工程轰轰烈烈，规模和气势都是宋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生态系统被人为破坏，后来许多地方只好还田为湖。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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