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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铜鼎：通高67.4厘米、口径57.6厘米、腹径68厘米、足高35厘米。重73.45千克。灰绿色。带盖。子口内敛，长方附耳，扁鼓腹，近平底，三个八棱形蹄足。盖顶近弧，盖中部有兽面桥形套环纽，盖周边有三分对应的卧虎纽，卧虎垂舌，鼓目，立耳。盖上饰两周凸弦纹，上腹外有一周凸弦纹。卧虎纽上饰勾连云纹、圆圈纹。腹内壁刻“大司马”三字。该鼎雄伟高大，是楚国鼎盛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也是目前楚墓发掘中所见极少数的大型铜盖鼎之一。2005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襄阳东津陈坡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3座带斜坡墓道和多级台阶的大型楚墓。从该墓所出土的铜鼎、盒、壶、缶等青铜礼器的形态、纹饰特征看，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320年左右。“大司马”铜鼎就是在主要放置铜礼器的东室中出土的重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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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铜鼎上两组铭文中，均有“彭阳”二字，应当指地名，即西汉时期的彭阳县，属安定郡。由此可知今野林村一带当属西汉彭阳故地。“彭阳”铜鼎在造型、铭文诸风格—上与1981年陕西茂陵从葬坑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的“阳信家”铜鼎十分相似。“阳信家”，是铜鼎属家器物，与此类比，可知“彭阳”铜鼎亦非平民俗物，其主人虽不是朝廷显贵，但也是地方首脑。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肖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西汉早期，彭阳县一带是西汉的北塞地区，是抗击匈奴的前沿，这里当然有军政要员戍守。这些将领死后也将忠骨埋葬在这片故土上。“彭阳”铜鼎应是这些抗击匈奴、为国守土的军政首脑的遗物。

 

 

作为礼器使用时，鼎的体内一般是放置牛羊等动物祭品，用于祭祀神灵或者祖先，这些祭品被称为“牺牲”，牺牲指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郑玄注：“牺牲，毛羽完具也。”《汉书·礼乐志》：“河龙供鲤醇牺牲。”颜师古注：“醇谓色不杂也。牺牲，牛羊全体者也。”祭品的颜色比较纯净的称为“牺”，身体比较完整的称为“牲”。

 

周代蟠虺纹铜鼎是晚清山东名流徐河清的旧藏。铜鼎通高１８厘米，为典型传世铜鼎，藏家身世及收藏见于著录文献。清皇室双面缂丝经被又名“缂丝梵字陀罗尼黄经衾”，俗称经被，属清宫廷内皇帝、皇后、贵妃、皇太子等皇族葬祭专用佛教用品，是藏家在某寺庙的一件不起眼的旧袈裟夹层中发现的，后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淑芬，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闫振堂以及爱新觉罗皇族庆亲王奕劻曾孙、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弘道法师等多位专家鉴定为清宫旧物。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这件缂丝经被曾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展出，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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