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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村记》则是亭林先生康熙二年(1663)五十一岁时所作，载《亭林文集》卷五。据《顾炎武年谱》“公元1663年，癸未，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条下记载：“至闻喜之裴村。有《裴村记》。”《裴村记》云：“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顾炎武作为“明末三儒”之一，其著作可做等身观，而其书迹却鲜见于世。此册《楷书自著文》抄录自著文章四篇，皆其平生得意鸿著。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钱穆称其“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抄录此册之目的亦是“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主张，于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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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三段话，可以得出几层信息，首先，顾炎武与黄宗羲思想本质有很多共同点，故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其次，顾炎武对自己之《日知录》八卷、《钱粮论》二篇的价值很是自信，曾自云：“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遂将此二书寄与黄宗羲，相互砥砺。李因笃强其抄录自著文时，此几篇得意之作录于其中，自是情理中的了。再有，《顾炎武年谱》未提《钱粮论》的具体著作时间，据“敝著(指《日知录》)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可知《钱粮论》二篇是与《日知录》八卷本一并刊出的。

 

 

是年五月，顾炎武探望傅山后，慕名来到代州造访李因笃，由此二人订交。时年李因笃32岁，顾炎武51岁。作为前朝遗民，且对清政府均抱不合作态度的这一老一少，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加上诗文方面的共同爱好，两人也就忘了年龄上的落差，交浅而言深。“窃闻关西土，自昔多风尚。豁达贯古今，然诺坚足仗”的顾炎武，与这位“撝呵斗极回，含吐黄河涨。上论周汉初，规模迭开创”的关中李生相识相交，自是“可惬平生望”矣(顾炎武《酬李处士因笃》)。而李因笃亦对二人订交欣慰不已，赋诗盛赞亭林先生“独树三吴帜，旁窥两汉涛。经邦筹利病，好古博风雅”(《雁门邸中值宁人先生初度制二十韵以洗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