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珐琅作”具体创建时间暂因自立资料不全而难以考证，现在所知最早的圆明园珐琅作制作瓷胎画珐琅制作资料为：“雍正四年七月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杜寿交来珐琅花抹红地头等酒圆二十四个（随紫檀木盘二个）、珐琅花抹红地二等酒圆二十四个。传旨：著配匣子。钦此”。（《木作》）说明所制珐琅花抹红地头等酒圆为圆明园珐琅作制品，其中“抹红地”就是本文中所提及的“色地”。
雍正中期，为解决珐琅彩瓷烧制量问题，圆明园珐琅作进行了数次设备扩张，不断扩大作坊规模：“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著传催总刘三九、领催白老格带好手艺铜匠各带小式家伙，珐琅处太监张廷贵、画珐琅人谭荣，好手艺家内大器匠一名，带铜叶珐琅材料赴圆明园来。遵此”。（《杂录》）
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办处的自制珐琅料烧制成功与“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即瓷胎画珐琅的瓷胎从“内有釉外无釉瓷胎”发展变化到“内外皆有釉瓷胎”）的两次技术改革为以后的瓷胎画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珐琅彩瓷制作量迅速增加，于是圆明园珐琅作只得再次扩张规模：“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柏唐阿邓八格来説：内务府总管海望传、著在圆明园造办处做备用磁器上烧珐琅各色器皿等件。记此。”（《珐琅作》）
四月二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二十五日柏唐阿马维祺、为烧珐琅活计立窑、用高二尺八寸、宽二尺五寸木桌六张，高五尺、宽三尺立柜一件，板凳六条，水缸二口、长七尺、宽六尺铁顶火一份。回过内务府总管海望，‘着用造办处库内无用木头做给'。记此。”（《记事录》）
以上两条扩张的历史资料明确记载了“圆明园珐琅作”的设备扩张钦令及规模。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之后“京内（即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合并归一，内务府造办处的瓷胎画珐琅制作持续到乾隆五十四年：“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因珐琅处现无活计、分别将官员匠役等人、俱归併造办处、画珐琅人归如意馆、首领太监归乾清宮等处当差”。
圆明园珐琅作在整个乾隆时期，特别是在养心殿珐琅作解体之后，应该是乾隆珐琅彩瓷的主要场所。由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与圆明园造办处珐琅作都归内务府直接管辖，原材料、制作人员皆为内务府造办处统一调配，因此两处制品在风格与质量上没有区别。
二：乾隆珐琅彩瓷的制品类型
介绍乾隆珐琅彩瓷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该时期制品的大致特征。观察制品，以制作风格可将其大致分为前后两种类型：
1、乾隆前期珐琅彩瓷。该时期制品风格特征与雍正后期制品风格极其接近，是诗、书、画、珐琅、制瓷等的完美结合体。制作地点为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
2、乾隆后期珐琅彩瓷。珐琅彩瓷的装饰较乾隆前期珐琅彩瓷变得繁缛化，基本不使用诗词，普遍应用色地、“锦上添花”、松绿釉以及口、底部镀金装饰。制作地点为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
三：乾隆前期珐琅彩瓷
乾隆前期的珐琅彩瓷由于比较接近雍正后期珐琅彩瓷的风格，即在纯洁的填白釉瓷胎上绘制山水、花鸟等工笔绘画。虽然乾隆前期较雍正后期增加了人物、楼阁等图案，但依然是诗、书、画、篆印、珐琅、制瓷等的完美结合体（见图1）。从雍乾两朝传承时间角度着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刻、雍正帝崩逝于円明园。同时，《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又有乾隆元年正月初七日的珐琅彩瓷制作资料。雍正驾崩不足五月，弘历就已经开始着手珐琅彩瓷的新款式设计与制作，可想而知，在短短的五个月之内，“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难有明显发展变革。因此，乾隆前期制品除造型新颖、图案丰富多样外，许多制作风格保留雍正后期的时代特征，两者具备很多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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