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翀字画出手交易

 

因此，上疏请“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未来。”其建议提出后，虽有人提出过驳议，然因其“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故而拿不出富足的证据来批判他。有鉴于此，顾炎武决订婚至其地，举行实地考察，以澄清事实。他首先到了曲阳，考察了那里的恒岳庙。在庙中，他发现了唐代定州刺史张嘉贞等五人祭恒山时所立的五块大碑，并见其上面刻有百数十行碑文。

 

《五台山记》等之款识曰：“不工书，天生强我自书所作已二年餘矣，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己酉岁八月二十九日，顾炎武宁人。”可知此册乃应其挚友李因笃所嘱而书。己酉乃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顾炎武时年五十七岁。上款“天生”即李因笃。顾炎武与李因笃诗书唱和，知交一生。据《李天生年谱》纪录：“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三岁，在代州。昆山顾宁人炎武游五台，经代州，遂订交。”

 

”《裴村记》主要是凭证作者在喜闻县裴村的所见所闻，记述了其它裴氏宗族之与唐生死的情形，说明晰“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之原理。文章在一定唐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医生”的头脑的基础上，提出了“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医生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的政治主张。

 

顾炎武作为“明末三儒”之一，其著作可做等身观，而其书迹却鲜见于世。此册《楷书自著文》缮写自著文章四篇，皆其一生自得鸿著。他提倡经世致用，阻挡空谈，注重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钱穆称其“能于政事诸端切实验展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缮写此册之目的亦是“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主张，于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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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木都鲁·光熙，可考史料有限，乃晚晴时期著名珍藏家，字画、古籍珍藏甚富。山东省图书馆藏《胡澹庵先生文集》六卷附传一卷(宋·胡铨撰，清乾隆抄本。五册。九行二十字，无格。)即其旧藏。目录页有“翰林院印”。又有“光熙之印”、“裕如秘笈”、“光熙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尚有《祭器乐器记》清抄本亦其旧藏。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五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黄登贤交出家藏祭器乐器记壹部，计书壹本。”首页有“翰林院印”一方。又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光熙藏书”、“光熙之印”、“裕如秘笈”、“光熙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