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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极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1951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1959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到:“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1961年,有了个“小阳春”的政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右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
三十年唯一一次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这话透出的信息,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
。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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