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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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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新异”并不简单地用于形式的不断创新。形式对阿多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种艺术作品在其中既可以对抗社会又可以与社会保持对关系的方式。未解决的社会对抗作为艺术形式的内在问题返回到艺术品中来。[4]现代主义保持严格的自律，与社会形成对抗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切入到现实生活当中，观看立体主义的作品，作品尽量让不同的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把被遮蔽的其他方面暴露出来，提示了一种观看社会的方式。这是阿多诺对立体派的解读，艺术作为社会的“异在”，间接作用于社会。我们可以在阿多诺回应本雅明的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文章《遵命的艺术》看到他对待艺术与社会使命的态度：“‘遵命的艺术’”最终意味着旨在改造根本性的政治态度，但却经常失败的那种艺术（意在而是非）。而“自主的艺术”则是指并非旨在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却改变政治态度的那种艺术（意非而实是）。[5]阿多诺对他的这个观点很自信，他认为严格自主的艺术，也是最能发挥其社会批判效应的艺术。[6]与阿多诺不同，格林伯格认为纯粹的精英艺术可以对庸俗文化的批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针对格林伯格在1930年到1950年的活动状况，我们可以从格林伯格的绘画与雕塑批评中看到，拓展它的媒介而让艺术从独立媒介中体现出前卫的革命政治，以用来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既不是没有针对性的抽象形式，也不是庸俗社会反映论的，格林伯格所要求的形式因素，既组成了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有效手段，也从这些形式因素中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的艺术明显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