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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出生于1895年，按照他的年龄，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他的前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虽然都继承了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怀，但关切点已经转移。
晚清士大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参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为鲁迅、钱玄同一帮学生讲学，谈到学问常常昏昏欲睡，一论政治立刻神采飞扬、眉飞色舞。但钱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胡适说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钱穆有救世的关怀，但救世最终要落实到救心，为中国的未来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有朋友听说劝钱穆很敬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他加入国民党，钱穆回答说：“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为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文化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注5.]
抗战胜利之后，钱穆为《大公报》写时评，集了一部《政学私言》的小册子出版。一日梁漱溟来访，极为称赞钱穆的立场，引为同调，说可以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言。钱穆不以为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迷于政治，不是舍弃自家农田为他人耕耘吗？”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有了结果，政治清明之后，我们合办一个文化研究所如何？钱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文化研究，倡导后学，兹事体大，重于政协。国共对峙，强扭的瓜不甜，国事无望，办学何不从今日开始？”梁漱溟颇为不悦，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注6.]
梁漱溟与钱穆，虽然在复兴中国文化上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却有微妙差别，梁漱溟有救世抱负，先政治而后学问，而钱穆则冷眼看穿政治不可为，与其救世，不如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