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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又分为殷墟时期前段：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的有方爵、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前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上面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形状。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至前7世纪上半叶和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及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6年：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用也不尽相同，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未明。但总的来看，现存这一时期各个地区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纹饰的共同点大于不同之点。春秋晚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得到政治优势而进行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涨。从当时各种遗存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来看，的确有着极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不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造成衰疲，反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第二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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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时期后段：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变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现，爵柱的位置后移等，继续行用袋足，但体形都较为低而宽，柱饰粗壮。式样较前减少，此时行用的多为袋足，开始有形体亦较低的式样出现。
商晚期，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现藏山西省博物院。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宽13.4厘米，盛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两角粗壮上指，面貌狰狞。后端平截宽阔，背上有长盖，盖中置钮，器身口沿附有贯耳两对，下有长方形圈足，圈足四面中皆有缺口。盖面饰逶迤的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使此器浑然一体。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体纹饰为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
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广州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漆觚，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至于觥、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广州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广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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