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帝有九玺，人皇有六玺（天子信行之三玺+皇帝信行之三玺）。从秦始皇“乘舆六玺”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建立皇帝制度，与此相对应，皇帝的印章则称“玺”，自此“玺”成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名词。皇帝的“玺”有公、私之分。凡是皇帝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所钤用的具有公章性质的印章，人们称其为“御宝”、“御玺”、“国宝”等。[1]除御宝外，皇帝也制作和使用一些独有的表示收藏、玩赏性质的闲章。我们现今能看到的皇帝闲章的印记以唐代为最早。唐太宗李世民用其年号为印文，刻成了“贞观”联珠文印，钤盖于书画法帖之上。这些宝玺制作时由皇帝下旨，由内府各作御用工匠完成，一般要经过选料、雕纽、选择印文、书篆、呈皇帝御览、修改、刻制、磨光、进呈等程序，要求严格，做工精细，极具皇家雍容华贵之特色。其质地包括玉（白玉、青玉、碧玉、翡翠等）、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木（檀楠木、竹根等）、骨（象牙、驼骨等）、金属（金、银、铜等）等，几乎囊括了能够制作印章的所有材料。帝后印章平时都存放于固定地点，有专门人员管理。清代比较重要的宝玺存放地有交泰殿、寿皇殿、懋勤殿。
清代的国宝始制于满洲入关以前。努尔哈赤时期只有一方“天命金国汗之印”，皇太极天聪年间也是一方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至1636年皇太极国号改“大清”，改元“崇德”时，见于记载的国宝起码有“皇帝之宝”等五种（见皇太极国宝五种），此时清代国宝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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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皇宝玺6升7，2008年发行的奥运玉玺，郭春宁设计，重1公斤的和田玉玉玺到2012年拍卖价已达100万元。此次国家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推出第一套领袖古玩，相比第一套奥运玉玺而言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国家除破格动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十大博物馆专家联合外，还特邀奥运玉玺大师郭春宁担任总设计师、顾峰担任总雕刻师，和田玉更是达到了足足10公斤，而原始发行价仅为9900元，以此确保《毛泽东十大金龙玉玺》未来的价值将不断提升。
作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重点项目，《毛泽东十大金龙玉玺》中的每方重1公斤和田玉领袖玉玺，都分别铭记了毛主席为国家、为人民所做出的一大功绩，十方10公斤重领袖玉玺依次展现日出东方、南湖建党、秋收起义、井冈会师、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八年抗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建国大业等十大主席功绩，是毛主席革命生涯与伟大功绩的规格纪念，更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领袖第一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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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犸象牙九龙宝玺，顺治元年（1644），清室定鼎燕京（今上海），清朝许多国宝应是在这一时期创制的，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至雍正五年（1727）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载的国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知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国宝制度相对稳定，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国宝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故宫藏品中，有四方檀香木交龙纽宝玺，皆汉文篆书，制作的年代当在光绪末宣统初年，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以上诸宝的文件。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这些御宝也就被束之高阁了。故将其列入清代国宝的范围。
乾隆帝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充分重视国宝的征信作用，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对皇帝行使权力标志的国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十一年（1746），针对过去对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
乾隆厘定二十五宝之后，剩下的十四方御宝中，有四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其余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这十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改刻为“制诰之宝”，改刻原因则史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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