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区回收旧书是按什么标准回收长宁静安区回收应该说书志是在书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目仅仅著录一部书的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是因为限于著录方式，无法著录的非常详细，而只有书志这种形式可以用来自由发挥，尽可能详细地把书中一些很重要的作者、书的内涵以及出版方面的信息全部钩稽出来，这对学者、读者的利用大有裨益。
撰写各种藏书志的学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如过去在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而写作提要的翁方纲、周永年、姚鼐、邵晋涵等，文人藏书家、学者如吴骞、黄丕烈、鲍廷博、顾广圻以及后来的缪荃孙等，皆是一时俊彦。如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就由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赓续修撰而成，则为顾廷龙、潘景郑二位先生在王氏“舛误触目、凌乱无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订而成。
藏书志的写作工作，图书馆想做，私人收藏家也想做，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容易的话很多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早就把它做出来了。从四十年代至今，在图书馆系统中，并不是没有人想到书志的重要性。我过去在写《顾廷龙年谱》的时候，将顾先生的所有日记都读了一遍，日记中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那是说顾先生看了缪荃孙写的《嘉业堂藏书志》，觉得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他写的书志要“力压众编”。我以为这“力压众编”是顾先生的雄心壮志，即详细揭示书之内涵及版本源流，这在三十年代顾先生编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卷中，可见一斑。
五十年代，先生在完成了《中国版刻图录》后，拟将北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写成善本书志，但因当时的形势，致使工作无法开展。前北图资深研究馆员冀淑英先生曾于1999年7月15日致笔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图亦曾设想待入藏之书编目告竣之时，当写成书志，以记录代典籍所存，今则已矣，思之慨然。”如今图书馆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以为国图人才济济，专家多多，又有明智者执掌帅印，若假以时日，何愁《国图善本书志》不成？昔年，北图以《中国版刻图录》在业界获掌声数十载；今朝，国图若将《国图善本书志》竣事，到那时模式高悬，嘉惠学林，则不以时间计矣。
1963年，时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在顾师廷龙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写作善本书志，那时候上海图书馆正在编上海图书馆藏的善本书目，顾先生即抽时间跟潘景郑、沈文倬先生写了一些馆藏善本书志的样子。当时大约写了二十多篇，如今我手里保存了顾、潘两先生所写的二张亲笔样张，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是编制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所以写得不多即告停止。
除了图书馆外，私人收藏家也有写作藏书志的计划，如七十年代，黄永年曾致顾颉刚先生一札，云：“受业昔年尝有志写一《旧书识小录》，取寒舍所藏旧本书及所见旧本，略记出版本或内容，稍事考释，已成数十篇，劳动后暂中止
清乾隆御题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2000年在北京以209万元成交，2006年在上海以308万元再次拍出，6年增值近100万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古籍书店标价为560元一部的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线装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连箱)，现在拍卖估价已达35万元之巨。即使是当年仅售几角、几元钱一册的石印本线装古籍，现在一册也往往动辄五六百元，高的甚至一两千元。
古籍善本拍卖一般涵盖古籍善本、碑拓印谱以及文房翰墨与名家手札三个大类。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其次，看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格更高。再次，看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最后，看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版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收藏需辨别造假手法：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专家提醒收藏者要多看预展，多请教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