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海上画派的杰出代表，任颐的书、画、印等综合修养极高。他早年深研篆刻，得萧山印人任晋谦指导，对传统篆刻艺术有深刻的感悟和自信，称：“余此调久不弹矣，一日，金君出石索篆，即奏刀，毕视之，古气浮动，何也？昔日鄙而衲，今日悟而发。所谓存竹在胸，由是之乎。”从信心满满，提刀即刻，到古意盎然，全因匠意于心。
“颐菴”、“颂菽”是他硕果仅存的作品，章法虚实相映，气韵生动，明显受到吴熙载和浙派的影响。任颐在绘画艺术上能不断创新求变，而篆刻创作借鉴却与同时代诸多印人不谋而合。对他的中年弃刻刀而专注丹青，以笔者愚见，一是其画名日隆，索者如云，无暇顾及。二是彼时篆刻高手迭出，似乎也令其不必也不能留栈。任颐今传世所作仅此两钮，然正因为其稀罕，也就愈显示出不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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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中为年轻的任预（），又名豫，字立凡。浙江萧山人。任熊之子。少时懒嬉，不肯用功学画。及长，蹊径别开，所绘山水、花鸟、人物，一变任氏家法，纯以天分秀出尘表。任预因性格疏懒落拓，非至穷困潦倒时不肯动笔，即使动笔也往往拖沓延宕，而这些尚未细加工的作品，得者称为奇构。任预刻印曾得赵之谦指授，但从遗存的作品来观察，却深受徐三庚印风的熏沐，作品不仅强调笔墨情趣，篆法每每中宫紧束和末笔作折曲飞腿等徐氏招牌式动作，颇具妍丽动人之态。
与早年承袭皖、浙传统的任颐相较，出生较晚，长期生活在上海城厢的任预，以风头正健的大名家徐三庚为依傍，来迎合彼时市民社会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也是时风所趋。任颐因浸淫于绘画而放弃刻印，任预则由懒散成性而少作，但他们在晚清印坛惊鸿一瞥，惹人相思，后人甚至为任颐和近代大画家张大千未能坚持篆刻而深感惋惜。但历史不存在假设，人有专长，业有专攻，铁笔与毛笔不类，篆刻一道与绘画技法相距甚远，能像吴昌硕、齐白石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登艺术巅峰，传百世美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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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都形成于清末民初,一个在东方沿海,一个在南方沿海,均在商品经济繁盛与对外通商交流的背景下产生。因此,他们具有不少相似之处,除了均具有其他画派少有的通俗性、市民性和重视写生外,双方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都具有很强烈的革新精神,只是区别在于岭南画派在理论上就鲜明提出革新,而海上画派则仅在于绘画探索上的一种变革演变。但尤为凑巧的共同点是这两个画派均分别具有一个血缘关系的画家群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海上画派是“海上四任”,而岭南画派则是“岭南三高”。
“海上四任”指的是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画坛的画家任熊、任薰、任颐、任预等四人。任熊字渭长,浙江萧山人,任薰字阜长,是任熊的胞弟;任预则字立凡,是任熊的儿子。他们三人均继承家学,形成相近的绘画风格。但任颐,字伯年,则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后来居住在萧山,他与“前三任”并不存在血缘关系,只是有师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