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玉的民族，拥有是世界上的玉文化。自古以来，人们视玉为吸天地之气，凝日月精华的圣物，是天人交流的媒介，是能为佩戴者带来吉祥如意，为其辟邪祛病，转运赐福之物;氏族部落出现后，远古人类产生了阶级意识，经过细心穿凿打磨过的美玉成为部落首领的专属，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原始人信仰中，图腾是他们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先民们在玉石上雕琢出鸟兽植物等各种图案，穿挂佩戴，以求得到祖先、神明的保护和赐福，甚至保佑他们直至死后的世界。现今出土的历代墓穴随葬品中，均能找到大量精美的玉饰、玉器，说明人们对玉的崇拜已经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从生到死，随死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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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两汉时期，玉器纹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现了系统的装饰纹和主题纹。许多玉器的纹饰延续了战国玉器的纹饰风格，动物纹样、云水纹样有了较特殊的使用。常见汉代装饰纹有谷纹、蒲纹、柿蒂纹、云纹、涡纹、龙纹、螭纹、鸟纹和兽面效、绳纹、网格纹等;主题纹一般以龙、凤、麒麟、夔等神兽为主，龙凤呈祥、夔龙拱璧、麒麟吐书的主题经久不衰。在香火鼎盛的唐中期，佛教形象常常出现在玉雕主题中，虽然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传入翡翠，主要是一些本地出产的玉石，佛像、观音这些主题还是得以很好的传承至今。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思想的禁锢，清代翡翠雕刻主题基本上还是宣扬神之美，而没有创新，加之翡翠的稀有性，清代翡翠几乎成了皇室、贵族的专属，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玉器饰品多描述升官发财的内容，如连中三元、五子登科、官上加官等都是当时流行一时的雕刻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地区，与传统文化水融。翡翠雕刻在保留了传统风格和题材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内涵的雕刻内容。由于这些元素主题注重写实、自然，个性张扬而不失理性，故而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选择。而翡翠在人们生活中也出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繁荣景象。翡翠不再仅是皇室贵族地位、权势的象征，而是回归原始的信仰与美感，代表了大众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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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邪溯源：这件汉代玉辟邪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包浆莹润，曾经深沁熟盘，辟邪的胸前刻有御制诗。其下配有双层紫檀木座，上层刻有“乾隆御玩”字样，下层刻有与辟邪胸前相同的御制诗，可见其曾为乾隆皇帝的心爱收藏。另一件汉代玉辟邪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上阴刻“乙巳年乾隆御题”诗。在欣赏与赞美古物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命工匠参照汉魏及南北朝时辟邪神兽的形象制作新的“仿古”器物。
辟邪断代：关于这件辟邪的断代，除了造型和工艺特征外，辟邪腹部落有阴刻“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其字体样式与多件公私收藏中的乾隆本朝玉器及料器的款识相一致，是当时宫廷造办处的官制款识。由于这种款识较一般的楷书款需要更为娴熟的技艺和书法修养，并非一般玉工所能雕刻，因此据当时宫中档案记载，此类篆书款均为皇帝亲自下令交由宫廷造办处“玉作”中特定的几个工匠来完成的。
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畅远楼”、“执中含和”、“写心”组玺的印钮之上有一回首的瑞兽，其造型特征和所选用的翡翠材料与本件辟邪都极为相似，因此根据上述几件乾、嘉时期各种圆雕玉兽的造型比例和雕刻技法上分析，可推测这件翡翠辟邪的制作年代应为清代乾隆朝中晚期。
辟邪做工：此件翡翠辟邪雕工精细，毛发雕刻细致入微，双目如炬，造型既富神性又憨态可掬，造型即沿袭了汉代玉辟邪之风貌，又尽得六朝石雕辟邪之神髓。且与乾、嘉时期各种玉雕动物丰神一致，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中的乾、嘉时期玉雕作品中看到类似的形象及造型。
翡翠雕辟邪水丞造型生动，形神兼备，外形仿汉，同时又得六朝石雕辟邪之神髓。昂首作伏卧状，背部脊线隆起，长尾上卷高扬;口鼻部突出，腮部圆润，口微闭，唇廓隆起，口角上扬，颔下有须，鼻呈如意云头状;眼窝深陷，眉突出如卧蚕，双目圆凸，目光如炬;卷耳，头顶中部有一角，颈部粗壮，生有鬣鬃;四爪踞地伏卧，脚爪尖部回扣，脚趾及掌背拱起，腿部肌肉强健紧绷，肩胛处有火焰状云纹装饰;身形矫健，全身肌肉线条饱满，圆润流畅，造型既富神性又憨态可人。周身未雕琢繁杂纹饰，基本光素留白，并保留了一些玉石原本的璞皮质色，目的在于尽显玉材质地温润之美。磨工细致，表面的光润感觉与乾隆及嘉庆时期宫廷玉器雕件相一致，其含蓄内敛的温润之感与晚清玉雕的粗放和生硬的光感大不相同，以翡翠的硬度其打磨一关所下功夫可想而知。更为难得的是其腹部阴刻有“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其字体及工艺与多件馆藏乾隆玉雕及料器的款识一致，明确地表明了其制作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