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巩当五十
问题之一：甘肃自康熙七年(1688年)撤局罢铸以来，迄今已近60年，从前工匠百无一存，今所召募的175名工匠，俱系生手创始，不能照宝泉等局设大炉鼓铸，也不能用大罐熔炼铜斤。只设小炉12座，日铸制钱62串400文，岁铸22000余串，从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起，到雍正六年十月底止，其间有候铜停铸时间，共铸制钱33400余串，总付银14800余两。据此看来，宝巩局铸出之钱与甘肃各地所用小钱总量相比，为数甚少。民间小钱数量浩繁，欲全部收取改铸，依此进度，岂能在二、三年内完成。
问题之二：当时商定收买小钱2000文改铸制钱1100多文，其中1000文抵作收取小钱2000文之价，所余100多文作匠役工资及柴炭等费。开铸后却成不敷支出的状况。甘肃各地收取小钱，大多经办不力，不能将所收之钱按时运解兰州。钱局乏铜接铸势必熄炉，故停炉养匠更多垫累。
其正面汉文，狭缘版的字体与它局钱文近似，显得拘谨呆滞乏神；阔缘版的书体绵弱缺少骨力。背面满文宝字字形多为出头、开口、长尾；巩字则字样亦多，但字尾竖笔下部弯拐收笔处均无折勾。清代前期钱文书法，承袭明末钱风的余绪，一个显著的特征，平泛无色，匠气十足。宝巩雍正制钱的版别状况，鲜为人知，若从字形字样两种款式细分，约有30多个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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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花钱”都有它特定的用途，尤其是型制规整的钱文花钱，它既有流通货币的职能，又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清代是铸造花钱的鼎盛时期。各类花钱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但花钱背面多以龙凤纹图案为主，而文字多以歌颂太平盛世或吉庆、祝语为多。此钱既无龙凤图案，又无歌功颂德之意，那么，它应是什么性质的钱币呢？笔者提出三点看法：
一、关于“雍正重宝”的钱文、形制及铸造时间。
清代从顺治至道光朝，钱均以年号加“通宝”，未见以“重宝”面文；背文从雍正以后均以满文记局名，未见以四汉字记局记地名。众所周知，“金城”是甘肃兰州的别称，以“宝巩金城”四汉字记局记地名，终清一代还无先例。但它用其本身的文字证实是兰州所铸无疑。其次，从型制看，该币既大于顺、康、雍三朝所铸的折二钱，但又小于顺、康朝所铸的折十型大钱，雍正朝没有折十型大钱出现，此钱应是目前发现的大者。该钱的直径、厚度、重量类似咸丰朝宝巩局铸造的“咸丰重宝”当十钱，惟有穿及穿廓与“雍正通宝”宝巩相
其一，它应是一枚有特殊用途的镇库钱。甘肃宝巩局地处边远，交通不便，铜源短缺，不可能铸更大的镇库钱，故以此钱镇库是可能的。
其二，它可能是一枚开炉试铸样币，上呈主管钱局并留本局以备检样。
其三，它也可能是宝巩局迁往兰州后，开炉专铸了一批带有纪念性质的纪念币，专送权贵及地方官员作为礼品钱。
总之，此钱正背面文字特殊，直径又大，很难想像雍正宝巩局会有这种钱面世，故借贵刊一角，以此小文为引求教，以还“雍正重宝”大钱真实面目。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甘肃获准沿用宝巩局名在兰州设局，局址设在普照寺东侧(今兰园内)。由按察司经铸，河桥同知监铸，动用库银20000两，收买各类小钱，开炉改铸雍正通宝制钱。按照甘肃巡抚石文焯事先拟定的方案，顺治小钱重8至9分，每2000文重约170至172两，除去熔炼损耗，得净铜155至156两，雍正制钱重1钱4分，可铸1100多文。其中1000文抵作收买小钱2000文之价，所余100多文作匠役工资及炉座器具柴炭等费，尽力节省办理，量亦敷用。但在收铸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困扰，表明这个方案筹划不妥，难以实施。
进品钱文,可见其面背钱文汉文楷书,满文宝巩。其中,楷书标准,书意中规中矩,笔划力道盎然,官钱之书,无异无邪。其中,背满文,“宝”字出头,“巩”字狭长而顶呈明显三角形,此特征,正是与谱载一致。再观另一特点,“寳”字之“缶”,较为特别,“缶”底后两笔为“一横”。这些突出的特征,经比对,正是与谱载之品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