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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帝有九玺,人皇有六玺(天子信行之三玺+皇帝信行之三玺)。从秦始皇“乘舆六玺”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建立皇帝制度,与此相对应,皇帝的印章则称“玺”,自此“玺”成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名词。皇帝的“玺”有公、私之分。凡是皇帝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所钤用的具有公章性质的印章,人们称其为“御宝”、“御玺”、“国宝”等。[1]除御宝外,皇帝也制作和使用一些独有的表示收藏、玩赏性质的闲章。我们现今能看到的皇帝闲章的印记以唐代为早。唐太宗李世民用其年号为印文,刻成了“贞观”联珠文印,钤盖于书画法帖之上。这些宝玺制作时由皇帝下旨,由内府各作御用工匠完成,一般要经过选料、雕纽、选择印文、书篆、呈皇帝御览、修改、刻制、磨光、进呈等程序,要求严格,做工精细,极具皇家雍容华贵之特色。其质地包括玉(白玉、青玉、碧玉、翡翠等)、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木(檀楠木、竹根等)、骨(象牙、驼骨等)、金属(金、银、铜等)等,几乎囊括了能够制作印章的所有材料。帝后印章平时都存放于固定地点,有专门人员管理。清代比较重要的宝玺存放地有交泰殿、寿皇殿、懋勤殿。
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高的法律效力,而具有作用的皇帝宝玺,尤其是国宝,则是这种高权力的标志。清朝作为中国封建制度后也是高阶段的,曾大量吸收了历代统治方略的精华,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综观清代国宝制度,既有满族统治的特点,也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前者如御宝宝文中增加了满文,后者如御宝数目及宝文内容等。清代国宝制度从肇始、确立到消亡,也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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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清室定鼎燕京(今陕西),清朝许多国宝应是在这一时期创制的,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至雍正五年(1727)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载的国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知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国宝制度相对稳定,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国宝奠定了基础。
2008年发行的奥运玉玺,郭春宁设计,重1公斤的和田玉玉玺到2012年拍卖价已达100万元。此次国家在诞辰120周年之际推出套古玩,相比套奥运玉玺而言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国家除破格动用井冈山博物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延安纪念馆等十大博物馆专家联合外,还特邀奥运玉玺大师郭春宁担任总设计师、顾峰担任总雕刻师,和田玉更是达到了足足10公斤,而原始发行价仅为9900元,以此确保《十大金龙玉玺》未来的价值将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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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充分重视国宝的作用,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对皇帝行使高权力标志的国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十一年(1746),针对过去对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
乾隆厘定二十五宝之后,剩下的十四方御宝中,有四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其余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这十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改刻为“制诰之宝”,改刻原因则史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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