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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通宝”小平钱与“子母相权论”
无独有偶，2011年9月23日，笔者与好友马义亮去上海清华听课。次日，与好友马义亮偶于上海报国寺寻觅了一枚“大宋通宝”小平钱，甚为奇特，此钱生坑，大开门之品相，红斑绿锈，绚丽异常。其文字和形制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毫无二致，俨然一个“大宋通宝”背“当拾”钱的浓缩精华版。查遍各类泉谱未见诸任何记载。此钱的面世当为中国古钱币品种增添了又一创见之品，完全可弥补历史记载之缺失。
“大宋通宝”小平钱的出现，同时证实了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著名理论：“子母相权论”之不谬以及这一理论在南宋时代的应用和实践。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谓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来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最早对“母子相权论”做系统阐述者为东周时期的单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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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书唐国通宝，《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
春秋·鲁·左丘明《国语·周语》：“货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子权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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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通宝篆书珍稀版，该一理论可表述为：当市场发生通货膨胀，而产生物贵钱轻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重币(铸大钱)用以买卖贵物，这时叫“母权子”;当市场发生通货紧缩，而产生物轻币贵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轻币(铸小钱)用以买卖贱物，这时叫“子权母”。这就是“母子相权论”，或叫“子母相权论”。实践中，是以小平钱为子，以其与向上递进等级的钱币相权，从而得出当贰、当叁、当伍、当拾、当百、当千等等大钱来。也就是说是以小平钱为基础，去权衡其他等级的大钱币。换言之没有同版式小平钱也就不会产生同版式其他等级大钱币。每一枚大钱的出现必定有相同版式的小平钱为基础。
因此，有了上林三官“五铢”，才会有超大“五铢”;有了“小泉直一”，才会有“大泉五十”;有了“开元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开元通宝”连州白铜大钱;有了“唐国通宝”小平钱，才有“唐国通宝”折十钱;有了“大宋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宋通宝”当拾大钱;有了“大元国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元国宝”折十大钱。所以说，“大宋通宝”当拾钱是与“大宋通宝”小平钱相权以后得到：每一枚“大宋通宝”当拾钱可当十个“大宋通宝”小平钱之用。
“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承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讨伐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当，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渐渐衰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渐渐强大起来，南唐经过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最为精美，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最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辨认，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普通品，而不觉其珍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