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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钱耀鹏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钱耀鹏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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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钺图片，比如说，青铜钺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而号令三军总要以军法相佐，青铜钺因此具有了执行军法的功能，并一度扩大到军法以外的刑法领域，成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词。作为刑具的青铜钺同样具有极高的尊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获得斧钺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文献记载中的斧钺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贵族或者官吏，诸如商纣及其嬖妾，还有苏武和赵充国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为历代天子所专用的“黄钺”，明显有别于各级贵族用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显然，在周武王看来，拥有“天子”地位的商纣才有资格被黄钺砍头，而其嬖妾之刑只能使用质地不同的玄钺。
战国青铜钺，青铜钺的大小、纹饰也大有讲究，对应不同身份的使用者。钱耀鹏认为，商代盘龙城、苏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妇好墓所出青铜大钺，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虽然西周以来，青铜斧钺开始趋于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这一点文献记载甚为清楚。《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与毕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钺仍有大小之别，说明斧钺的大小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
青铜斧钺，往往饰有神秘威严的纹饰，以显示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姑且不论传说中周王的钺要“以黄金饰斧”，就是传世或流散的青铜钺，不仅铸有各种不同的花纹，而且还镶嵌以绿松石等。西周时期的诸侯方国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态与装饰各不相同的异型钺，如耳形钺、人头钺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国(族)别，同时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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