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
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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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蓝毛衣，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上海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宝石红 玻璃釉，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图六)。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古玩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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