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宝为什么这么稀有
南宋皇宋元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匹俦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天下，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他还曾将藏族修建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又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
建中年间，陈太宗还铸行了陈朝枚年号钱“建中通宝”（图6、7）。“建中通宝”钱只有一个版式，承袭了越南李朝钱币的一些特点，钱文真书、对读，建、通、宝三个字稍大，“中”字稍小。与中国唐德宗李适所铸“建中通宝”威风凛凛威风凛凛截然两样。陈太宗“建中通宝”铸造不多，传世少少。
按忽必烈的划定，八思巴文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现存资料也说明，它的誊写工具包罗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译写种种语言时，有两种译写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译写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所译写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译写藏语和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泛起的个体藏语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相同;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不尽相同。后者可能是依据蒙昔人的读音。八思巴文以音素为表音单元，字母分元音和辅音。誊写单元与藏文相同，以音节为誊写单元，而与回鹘式蒙古文差异。这种誊写单元不适合于蒙古语的特点。由于誊写单元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以是阅读时词的界线和句子的界线，只能靠上下文判断。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若是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誊写单元所代表的汉字。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作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译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罗元朝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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