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伯明翰造币厂因协办中国首座机器制币专业厂的广东钱局绩效良好，使其成为我国当时相关机具最重要的来源。由于当时中国机器造币尚处萌芽，因此外商厂家在供应设备的同时，常代刻模具并附试制样本，这类性质的样币因数量有限自然成为藏家追逐的对象。然众多的品种内，有一组“龙图镍币样版”由于在文献的记载上并不完整，故以往论点多半认为是“为兜售机器而作”。笔者在整理各方资料后，感觉此镍币样版虽原本目的是广告之用，但其背后却有其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故特别提出供各界参考。
按清代币制为银铜复本位，这种制度其缺点是银与铜的供应无法紧密配合，货币供需间缺乏调节的弹性，容易出现剧烈波动。中国在废银本位之前是用银大国，惟清末国势衰弱，甲午战败的赔款达2.3亿两白银，使收支失衡必须依赖借外债偿付，后来的庚子赔款更使中国背负上庞大的债务，这些条约虽以库平银两为单位，但在支付时是以金价计算。
然而，自1870年代开始，多数国家逐渐抛弃金银复本位或银本位制改用金本位制，使白银产生供过于求，导致行情下滑。银价下跌造成的所谓“镑亏”使中国对外债务损失骤巨。
清光绪28年（1902）底，外务部乃饬驻美代办沉桐照会美国，拟会墨西哥请美政府设法协助（当时墨西哥为主要白银出口国，历年来所造银元九成以上供销各国）。次年美国政府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以高兰(C. Connant)、汉纳(H. Hanna)、精琦(J. Jenks)三人为专使赴诸国调查。 1904年初精琦来华，并陆续提出《中国新圜法条议》、《中国新圜法觉书》、《中国新圜法说帖》等币制改革方案，力陈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旋因牵连太广与方案内有“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乙节，遭张之洞为首的朝官反对，于不得要领后无疾而终。
在精琦提出的整顿圜法方案中，有“中国应亟铸银币若干------。至补助货币即小银币及红白铜币，其份量价值，亦应划定。”之议，而其所云之“白铜币”乃译自英文nickel coins(镍币)一词。在此背景下，1904年曾供应中国一亿一千七百万枚十文铜元胚饼的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于1905年制作了一套以蟠龙为图案的促销用镍质样币进行一次没有成功的投标。
发行镍币一事之所以未被清廷采纳，究其原因基本上是镑亏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在后来随银价的回升逐渐减轻，1905年时银价便已恢复至庚子赔款的计算基准，稍后甚至在赔款的偿还上还享受了点“镑盈”，金汇兑本位制论说丧失了魅力，原本已受排斥的精琦提案更没有继续推行的动力。镍币在中国正式见诸公牍是宣统三年(1910)清政府发布的《改定币制谕》，明订五分镍币一种，但当时度支部以镍矿及制作方法尚在调查，并未推行。除德国租界地的山东胶州湾在1909年发行了“大德国宝”镍币两种外，清代中央或各省均无使用。民国建立后虽先后颁布的《币制纲要》与《国币条例》中均订定了镍币，亦于天津造币厂试制袁世凯像五分镍币一种，但并未发行流通。直到1935年底实施法币政策时才在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制造，次年初大量发行至全国流通。伯明翰造币厂虽配合时机制作了这套龙图镍质样币，惟整体大环境的瞬息万变无奈没有结果，如今珍稀为贵之物皆当初时运不济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此亦或是方圆乾坤使人迷之处吧。
1954年，对中国机制币有深入研究的耿爱德在出版之《中国币图说汇考》中，明确指出此伯明翰厂镍质样币与上世纪初精琦的币制改革方案《中国新圜法说帖》的“五分币，重量50分克(50 decigrams，即5克)。成分：铜75镍25。”的记述有直接关系。耿氏很早就关注此品，事实上书内有关中国镍币的内容基本上是1943年写成（耿氏写的《中国镍币史》原拟刊上海《泉币》杂志，惟因篇幅长费用过巨该社无力付担作罢(见廿一期第29页)）。此说在1981年出版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得到了证实：“1905年该厂制作6、4及2.5公克的镍质样币向中国进行一次未被接受的投标”，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造币厂曾专函向伯明翰造币厂查询，亦证实当年确有投标之事。这套被耿爱德称为“中国镍币先驱”的龙图镍样币共计三枚，正面外缘是伯明翰厂英文名称，中间有一阿拉伯数字，分别是“10”、“5”、“2”三种；背面是与著名“陕西省造光绪元宝”银币相同的蟠龙图案，外圈上端是英文Specimen Nickel Coin（镍样币），下端是重量标示，依序分别是6g、4g 、2.5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