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即咸丰帝，可谓是清代运气最不好的皇帝。咸丰元年(1851)，即爆发了轰轰烈烈、声势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刚刚登基。便要应对有清以来前所未遇的危局，以致他此后11年的皇帝生涯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中，极其不幸。
他被称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史家也找不出什么理由给他好评。他既没有创出像其祖先康熙、乾隆等皇帝那样显赫的政绩，也没有写出像他们那样有影响的诗文。然而，有一点却不能不说，咸丰朝所铸大钱非常有名，是中国古钱币的一朵奇葩，精美绝伦，被泉学名家孙仲汇先生誉为“清钱之王”，极具欣赏价值。且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铸币史和金融史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咸丰朝宝泉局所铸钱咸丰元宝有“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五百”、“当千”等五种面值。当时采用了铜铁并铸的形式。
咸丰初期，清朝政府的税入大约为白银4000万两，支出约需白银3600余万两，收入与支出相互抵销尚有盈余。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急骤恶化。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奏称：“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同年六月十六日户部密摺言：“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户部银库，截止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在这种支出日多、财政窘迫、军饷困难、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清政府企图借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 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十九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向清廷上摺，要求政府铸造大钱，以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需要。他在奏摺中说：“……历代大钱之制不一，大约由当五、当十至当千而止。拟请于常行通宝钱外，铸为大钱三品：曰当一百，曰当五百，曰当一千；当千者重不过二两，俾与制钱相剂而行。由部臣议定成式，务期精好，颁发中外，一体鼓铸。凡支给俸、薪、养廉，及河工、兵饷，皆银与大小钱兼放；赋税所入当收银者，皆准以银与大小钱搭配交纳。应归藩库部库者，酌为减节，以免先解后拨之烦。惟关税仍照旧尽数收银而特恩锡赉则给银以示优异。俟大钱畅行之后，民输官赋乃渐不必用银。然非置银于无用也，民间以银易钱及用银交易，听其自如，无庸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