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只是一间临时的学生宿舍，没有专职老师，没有经费，她坐在那个只有一张桌子的房间里，很少等到学生来。偶尔有几位学生，“都是贴着墙来”，那时社会尚不了解，认为心理咨询是“有病”，“污名化很严重”。
樊富珉是在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她迫不及待地翻译过来，进行修订。她去院系做讲座，先试着给三四百人做测评，没有电子表格，她就收回纸质版问卷一张张算。遇到有抑郁倾向的同学，她就挑出来，再给这位同学写一封信，请他来心理咨询中心。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楼里的班级信箱送信，“你不能直接去找同学，同学害怕让人知道啊。”
她四处宣传，“学生心理咨询是针对正常的有烦恼的普通人，不是针对病态的人。”
学生苏细清记得，当年她们那一批20人跟着樊富珉学心理咨询，有的是念化工，有的是念纺织。樊富珉带她们去香港学习大学生心理工作的经验，带回“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一位教授拍着桌子质问樊富珉：“以人为本，那谁谁谁那么坏，也要以他为本吗？”也有电话打来批评她“不该把学生带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学习。”
樊富珉只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至今还记得在日本学习受到的震撼。在一次课堂练习中，老师要8位同学围成一个圈，留一个口。规定的场景是大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出去。每个人都要说服其他人，说明自己最应该出去。樊富珉懵了，“我受到的教育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机会留给别人啊。”她记得一个男生说，因为我的妈妈打工把我养大，我要出去照顾她。另一个男生是社会医学的博士生，他还有两位病人没有结束治疗，他说他要出去，否则治疗就前功尽弃。
其实这个活动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而是让你看到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能随便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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